比较意大利法西斯与现在的中国，谁更糟糕一点？

意大利哲学家翁伯托·埃柯（Umberto Eco）有一年在美国纽约出差叫了一辆计程车。计程车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他问哲学家：你们意大利人的敌人是谁？哲学家感到相当困惑不解。司机解释道：意大利历史上总归有一些宿敌吧，比如杀过谁或者被谁杀过，比如领土纠纷、民族矛盾和边境冲突等等都算。哲学家回应说：意大利没有敌人，距离上一回打仗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但巴基斯坦人十分不解：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¹

事后，埃柯忽然意识到意大利并不是没有敌人的。只不过意大利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里面。很长一段时间意大利都在内斗：比萨跟卢卡打仗、支持教皇的圭尔夫派（Guelfi）和支持神罗皇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i）打仗、北边跟南边打仗、法西斯跟游击队打仗，甚至黑手党跟国家、政府跟司法部门也都处在长期对抗中。

埃柯甚至感慨说：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对于意大利来说，其中一个不幸的地方就是缺少真实的敌人。历史上意大利统一有赖于对抗奥地利这个外部威胁。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获得全民支持也有赖于成功塑造内部和外部敌人。

为什么要有一个敌人呢？埃柯说，敌人不但关系到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还会制造一种价值体系方面的障碍：一个群体只有在寻求克服这种障碍的时候，才会彰显自身价值。

埃柯说，敌人是被塑造出来的。敌人往往并不是直接威胁，而是在没有产生威胁之前就被塑造成威胁。“敌人”与“我们”不同，这种“不同”本身就被当成是有威胁意味。

埃柯甚至更进一步说，文明的历史进程不能够没有敌人。即使对于一个温和的人来说，需要敌人也是一种第二天性。我们的道德感并不是在假装没有敌人的时候才流露出来；在设身处地理解敌人的时候，我们才是有道德的。不管是凯撒敬重高卢人，还是塔西佗称赞日耳曼人，又或者是古希腊悲剧作家艾斯奇勒斯（Aeschylus，又译埃斯库罗斯）在作品里公正地对待波斯人，对待敌人的方式体现着人的道德感知：尝试去理解其他人意味着消除成见同时并不否认、也不忽视他者的他异性。

敌人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的东西。中国从古至今都不缺少敌人，不从外面找，就从里面找。中国历史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现象：外部敌人也可能融入到中原王朝的历史意识中，演变成汉民族历史认同的一部分。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蒙古人和满洲人建立的政权在汉民族的历史认同中，并不是纯粹的外国政权，即使他们与中原王朝（或中原民族）为敌，即使语言、文化、习俗互相不通，“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边缘地带，比如匈奴、突厥、回鹘和吐蕃，他们并未很好纳入到汉民族的历史认同中。他们或者没有被纳入到“二十六史”中（尽管西夏史也不在此之列）；或者通常在历史叙述中作为没有与中原王朝很好融合的外来者出现；又或者长期缺席，仿佛在被征服以前没有自己历史，在被征服以后还长期处在被遗忘和被覆盖的历史边缘。

对中原地区来说，在清末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以前，历史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扮演着民族国家认同的角色。不管是融合，还是不融合，这些外来的敌人都在塑造中原地区的历史认同。当历史意识中包含“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员，即使“他们”曾经是“我们”的敌人，甚至是“我们”的征服者。历史意识也可能告诉“我们”：“他们”并不一定是“我们”的一员，但在强化“我们”的生存危机，最终强化了有关“我们”谁才是自己人的共同体意识。

埃柯提到的塑造敌人但尊重敌人的传统，乍一看像源于欧洲的骑士传统，其实并不一定是欧洲特有。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耶路撒冷征服者萨拉丁（Saladin）就以骑士精神对待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I）。萨拉丁本来在战场上处于劣势，但仍不妨碍他尊重自己的对手。民间有很多有关萨拉丁的传说，比如萨拉丁在理查一世生病期间把自己的御医派给理查一世治病。还有传说称理查一世的坐骑死在了战场上，萨拉丁就派自己的使者牵了两匹阿拉伯骏马给理查一世，使者告诉理查一世说：马是萨拉丁给的，他认为国王不应该徒步作战。中国先秦时代也有类似的传统。《左传》记载宋国内乱，公子城与华豹交战。先是华豹射了公子城一箭没射中，又迅速拈弓搭箭准备再射一箭。公子城立刻骂华豹卑鄙，因为根据当时的战场规则，射完一箭不等别人射回来又补一箭，就是很失礼的事情。华豹明白，搭好的箭只好放下来不射了，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来就结果了华豹的性命。《左传》还记载楚国和晋国邲之战：晋军在前面逃跑，楚军在后面追击，但是晋军车马陷在烂泥里动弹不得，结果楚军只好手把手教晋军怎么脱困。晋军一脱困就反过来嘲讽楚军：我们不像你们逃跑经验丰富。在这里，楚军并没有趁人之危给晋军杀个全军覆没，这种行为是符合周礼的，在今天看来这就是尊重战场规则的贵族精神。《左传》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可见先秦时代各诸侯国还是知道怎么尊重敌人的。

现在中国是怎么对待敌人的呢？就2020年《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官媒接连多天痛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是“人类公敌”来看，中共当局似乎敌意过剩，不知道怎么尊重敌人。

近二十年，中国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来的过剩的敌意，既是基于历史认同和现实需求的民族意识外化的表现，也透露出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仍然面临价值体系上的困惑和混乱：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困惑和混乱，才使得现在中国需要塑造一些敌人（尽管从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就一直不断塑造内外假想敌）。不管是中共当局还是中国社会，都很少以比较公正的态度对待敌人，更谈不上尊重敌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情况跟中国的假想敌受到选择性历史重构有关。

中共政权塑造出来的敌人，就像埃柯说的那样：在没有产生威胁之前就被塑造成威胁。日本仅仅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就被塑造成了敌人，这种转变发生的历史背景，还是中日关系黄金时代（1980-1990年代）。美国在二战期间是中国的盟友，在冷战期间是中国的敌人，后来在改革开放期间，美国重新拉拢中国导致中美关系重新升温，但到2018年以后中美关系又急剧降温。但是即使在关系升温时期，中国社会对美国的敌意却树欲静而风不止，宣传机器仍给民众反复灌输冷战时期（尤其韩半岛战争时期）的美国形象。中共当局始终假设美国要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阿拉伯地区茉莉花革命更加重了这方面疑虑。另一方面，历史上侵占中国领土最多、杀害大量中国平民的俄国却没有因为历史问题变成敌人，反而还得到了宽恕（尽管在整个苏联时代，中苏关系都长期交恶，而且在冷战结束以后，中俄也长期“政热经冷”、“官热民冷”）。毫不夸张地讲，中国的假想敌就是选择性历史重构的结果。这种选择性历史重构无疑也造成很多认知性混乱。

中国社会和国家行为表现出来的过剩的敌意，加上认知性混乱，经常让人联想到法西斯国家的某些特点。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家迈克·贝克利（Michael Beckley）2024年说中国变得越来越像法西斯国家，尤其在针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极端民族主义、奥威尔式全民监控以及崇尚军事力量等方面。²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前荣誉教授约翰·维克斯（John Weeks）则认为中国的法团主义和沙文主义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特点。³不论是哪种说法，人们用“法西斯”来形容中国，并不是为贬低中国而贬低中国，而是拿中国的一些社会特征来跟法西斯政权做比较。

埃柯曾经列举过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十四条文化特征，他称之为“原初法西斯主义”。他说这些特征可能互相矛盾、互相排斥，还无法严格控制在一个系统以内，但只要沾上其中一个，法西斯星云就会开始凝结。近年来，也有人援引埃柯来说明中国究竟有多像法西斯政权，但并未将法西斯的十四种特征拿来一一比照，最多只能说明中国现在具有法西斯政权的部分特点。⁴

如果仔细比照现在的中国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我们会发现：中国不止是像法西斯政权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