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被害家属的一部分尸体发现之后，根据王竹友的指认，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四、五处，继续从事发掘，由于初步工作的圆满，英、法租界当局对我们的继续工作，非但不再阻挠，且竭诚协助，结果又掘出三、四十具尸体，都是周恩来命令王竹友等所干的成绩。现在是租界当局向我们提出要求了，因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惨剧，连续不断地被发掘，这对于租界当局维持治安的能力，实是莫大的嘲笑。尤其是连日经过在沪的各国新闻记者的报导，此事弄得举世皆知，这对于租界当局的名誉自属不利。因此，他们向我们要求迅速作一结束，不要再继续发展了，他们提供的报答是：今后我们在租界方面进行防制共党活动的工作，将获得他们的全力协助，我们因任务大部完成，当时就同意了这个"君子协定"。

上述的三、四十具尸体，除了顾顺章的家属以外，其余的也都是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叛逆分子”。据王竹友说，凡是违反“党中央”或是周恩来的命令的共产党党员，都会遭受这样处置，不是这样严厉的话，就无法维持地下活动的纪律。他是奉命执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只有一个是例外，是叫“斯励”的老共产党党员，他还是国民党北伐时期一个军长的胞弟。这个消息，被记者听了去，第二天就在报上发表。不料在当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漂亮妇人，跑到K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K君诉说，她的丈夫已告失踪几个月，什么地方都找过了，毫无影踪，今天见报才知被共产党杀害了，她要求K君立刻引她去认尸，K君想不到事情的反应有那样快，但仍安慰她：“也许报告有错，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准备带她出去，一同前往认尸。那儿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报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如此做，原来共产党特务把人弄死之后，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盖上四、五尺泥土，再浇上一层水泥，粗看起来，像似已被废弃了的屋基，然后再盖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当我们挖掉六、七尺土的时候，虽然出现水泥地基，工人们不知内情，认为没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们坚持要他们挖下去，掘开水泥，再继续往下挖了很久，才发现一堆大小有十多具尸体，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认，其中的一个，就其身材观察，似是一个矮胖而结实的壮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妇人一见此尸，就扑上前去嚎啕大哭，因为她从尸体的身材、牙齿、脚趾，还有那件背心等等，辨认出来，正是他的失踪已久的丈夫。

她告诉K君，她的本名叫陈梅英，和斯励结婚不到三年，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过着美满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以前的半个多月以来，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那样，常是紧皱双眉用力沉思，她问他究竟有什么事，他始终不说，有一天早晨出门以后，便始终不曾回来。她说，她始终不知道丈夫是干共产党的，现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踪以前的最后半个月之所以满腹心事，必定是在考虑如何脱离这个罪恶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爱她的丈夫，她坚决表示要扑杀几个共产党替丈夫报仇，因而竟向K君提出参加我们的工作的需求，K君当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环境和本身条件之后，对她的请求未曾接受。

这一连串的发现，完全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本来我们的目的，只在查究顾顺章眷属的下落，不想因此发现了共产党特务杀人灭迹的种种残酷手段。这都是周恩来所亲自导演的。当时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上海各报连日都有详细记载，并附刊各种图片，可惜这些材料，我现在已散失了。此事所发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在赤区以外杀害人命的残酷手段，有了确切体认。同时，国际的正义人土，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舆论一致指责共产党的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第二，我们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誉从此建立，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和各地的租界当局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合作关系，为以后的业务增加不少便利。此点，关系极大，因为各地共产党的地下指挥机构，大都设在租界里，没有租界当局的通力合作，是难加以破获的。第三，对于新近转变的，或是以后转变过来的共产党分子，坚定了他们效忠于我的决心。第四，周恩来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潜往江西赤区。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会步许多被捕同志的后尘的。

最可笑的，共产党国际为了平息国际正义人士的愤怒，挽回国际舆论的不利形势，对于中共的这种暴行，竟也假惺惺的发出“指责”，说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于残酷的报复手段”。话是说的不错，然而除了“残酷的报复手段”之外，共产党又能用什么来维系他的暗无天日的魔鬼集团呢？

五总书记向忠发被出卖

人们只知道共产党对待敌人是残忍的，其实他们对待自己的同志又何尝不残忍呢？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利，竟不惜向“敌人”出卖自己的同志，卑鄙无耻到如此程度，真是和禽兽无异。下面就是共产党陷害同类的无耻记录。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内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陈独秀，第二次又罢黜了瞿秋白，这前后两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于是第三任的共产党总书记便想改变花样，捧出一名真正无产阶级的人来做招牌。于是，目不识丁的老船夫向忠发，便在这样的机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只是一切指挥大权，都落在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之手，这便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所谓“立三路线”时期。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也加紧对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训练成熟的中共党员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所谓“二十八个标准布尔什维克”（这是中共内部派别的一个小集团名称，他们自称对马列主羲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的布尔什维克标准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没有到过莫斯科，不懂得“理论”的土包子，包括当时的毛泽东等在），也陆续派遣回国，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米夫（MIF)，更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资格，亲临上海，就近指挥。不过，这些莫斯科归客，因过去毫无工作历史，虽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厕身于“中央机关”，但实际领导权仍操于原来的老干部之手，陈绍禹等年少气盛，目空一切，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处心积虑想把现存这批领导人物挤掉，结果便闹出自相出卖的丑剧。事情导源于一件桃色纠纷，时间是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君，回国以后，被派为共产党江苏省委，他有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同被派在江苏省委的妇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鹣鹣鲽鲽真是一对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陈小妹忽然接到共产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员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须要有个女人去掩护，所以共产党派她住到罗的机关里，表面上装成罗的妻子。）根据共产党的工作纪录，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须征求同意，只有绝对服从，此事当然也不例外，陈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万分不愿，但是鉴于“纪律”的森严，不敢违抗，只好忍痛分手，不过，问题却从此发生了。原来陈小妹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女子，虽说已受过布尔什维克的洗礼，对男女问题，不像一般旧式妇女那样拘谨，但是要她去和一个未曾见过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点为难。于是常常找机会向她的丈夫诉苦，胡君呢？本来已对“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经不起她的爱妻的一再哭诉，更感无法忍耐，只是夺走他的爱妻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将如何处理才好呢？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后来想到老同学陈绍禹以足智多谋见称，乃走去和他商量，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的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向国民党告密？”忠实的胡君，简直认为陈绍禹故意开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测验他对共产党是否忠诚。因此，初听之下，不由惊呆了，但细看陈绍禹一本正经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没有设计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细一想，除此以外，的确别无更好的方法。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胡君终于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援了。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献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报告罗绮园的住所，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举发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所以索兴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捕到共党的另一要员杨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