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决定：“关于三峡建设问题，由科委、建委负责，继续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时再次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4]1983年3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5月，国务院委托姚依林、宋平组织审查，在京丰宾馆邀请了350名专家，对150米方案进行审查。不出所料，审查顺利地通过了。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三峡工程实施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三峡工程准备在1986年动工建设[5]。

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的极大震动。特别是在1985年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代表大会上，以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为代表的全国政协委员大闹怀仁堂（政协大会举行处），反对国务院的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要求实施民主和科学决策[6]。会后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高龄的孙越崎率领全国政协委员考察三峡38天。考察结束后孙越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调查报告[7]。海外舆论更是表达了对三峡工程清晰的反对意见。于此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三峡工程筹备组组长的李鹏虽然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但反对150米的低坝方案，要求把正常蓄水位提高到海拔180米。李鹏则是通过重庆市市委书记萧秧之口传递了自己的意见[8]。

三、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给全国人大布置任务，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1986年4月赵紫阳与李鹏分别率团考察三峡地区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三峡工程暂不开工，并撤销三峡省筹备组[9]。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10]，主要内容如下：

（1）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得出有科学依据的结论意见，分阶段、分专题向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汇报，并及时向政协通报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

（2）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利电力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提请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委员会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财政部、水利电力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交通部负责同志以及有关方面人员组成，由李鹏同志任主任，宋平、宋健同志任副主任。

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指定李鹏、薄一波、王任重、程子华同志协调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15号文件，决定了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首先由水利电力部负责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报告。接着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再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之后，最后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中共中央、国务院简单地下发一个文件，就可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具体任务，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审议和批准三峡工程。这个做法本身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凌驾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上的违法行为，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基本认识的流露。全国人民代表中有三分之二代表是中共党员。在人大代表投票表决三峡工程之前，江泽民担心三峡工程在全国人大投票时不过半，于是和李鹏一起在1992年3月18日上午召开人大和政协“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江泽民主讲2个小时，说他和党中央都投了赞成票[11]。江泽民和李鹏召开的“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用中共共产党的纪律要求人大代表支持党中央的决定，直接干涉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15号文件，水利电力部组成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部长钱正英任组长，副部长陆佑楣任副组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潘家铮任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钱正英等一共邀请了412位专家参加论证，还聘请了李伯宁、刘国光等21位为论证领导小组的特邀顾问，但是没有邀请最著名的不同观点的专家如黄万里和李锐参加[12]。

412位专家分别参加14个专题组的论证，这14个专题组是：

——地质地震；

——水文；

——防洪；

——泥沙；

——航运；

——电力系统；

——机电设备；

——移民；

——生态与环境；

——综合规划与水位；

——施工；

——投资估算；

——综合经济评价。

与1983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在1986年的工程论证中设置了生态与环境组，研究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并要求在生态与环境组报告的基础上编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无论是做工程对环境的影响评估，还是按照国际惯例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这在中国都是第一次。参加生态与环境组工作的专家绝大部分专家、学者都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动物所马世骏院士担任组长，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侯学煜院士担任顾问，两位先生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留美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中国工作，1980年同时成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周光召也在此时成为院士）。

1988年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14个专业组完成论证工作。1989年2月底由戴晴主编、收集了三峡工程反对派意见的《长江长江》一书出版。1989年4月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外记者会上表态，五年内不讨论三峡工程[13]。1989年六四事件后，《长江长江》一书被下架、被焚烧、被化为纸浆。1989年7月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第一次国内出访就到三峡坝址，表态支持三峡工程[14]，打破五年内不讨论三峡工程的承诺。

图4：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到一个月首次出京访问即到三峡工程坝址、葛洲坝工程和荆江河段视察，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四、三峡工程论证报告的审查

1990年7月国务院听取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关于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情况汇报，钱正英主持，潘家铮（与周光召同年成为科学院院士）在报会上，将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组的弊大于利的结论改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他首先指出：“大坝对生态与环境的有利影响主要在中游。”然后他说：“大坝对生态与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在库区。”又把不利影响又分为（1）不可逆转的影响；（2）影响严重或较大，但采取措施可以减轻的影响；（3）影响较小，采取有效措施后可减少危害的影响。最后潘家铮说：“我们认为，除水库淹没以外，影响生态环境的基本因素是建坝引起河流水文、水力情势的变化。……三峡水库对河流天然径流量的调节有限，水库各月平均下泄流量只在枯水季节比天然情况有变化，而且均在天然流量的变化范围之内。……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不致成为工程决策的制约因素。[15]”XXX因素不致成为三峡工程决策的制约因素，这是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对14个专业组的要求，在结论中必须有这句话。但是钱正英、张光斗、潘家铮等人不理解，即使三峡工程论证的14个专业组都认为这个专业因素不致成为三峡工程决策的制约因素，但是这14个专业组综合起来，依然可能得出三峡工程不可行的结论。会议同意将重新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1990年7月13日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成员。

图5：1990年7月13日江泽民、李鹏、姚依林等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成员，图片来源：李鹏三峡日记

1990年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成立调整之后的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名单[16]，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任主任（后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干、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务委员陈俊生任副主任，委员有水利部部长杨振怀、周光召等共20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水利部，负责审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振怀（兼），副主任：陆佑楣（能源部副部长），副主任：张春园（常务，水利部副部长）。此时杨振怀已经接替钱正英任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组长，身兼三职，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陆佑楣身兼两职，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三峡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张春园身兼两职，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三峡工程领导小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