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伏彼起，使各地党政领导应接不暇，纷纷向中央告急。上海和重庆说是党委都无法办公了。刚好，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开会并与各地互相呼应引起热烈反响的时候。于是，对思想解放和三中全会有抵触的各类人等都把责任推到思想解放和发扬民主上，说“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混乱”。有些地方当局特别不满意“务虚会的秀才们乱说一气”，等等。这种舆论显然对务虚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华国锋之所以改变主意，取消务虚会上的讲话，显然是他自己主动取消，不会是邓小平或什么人强迫的，因为他是党中央主席，当时尚未失势。他之所以拒绝讲话，当然是表示对务虚会的不满，故意冷落，至少是有意贬低这个会的规格：主席不来讲话，会议的等级就低了半头。而且他这个举动还有另一层意义：主张“两个凡是”的他，在三中全会上虽然作了检讨，但是未必服气，现在正好借这个机会把球踢给邓小平，那潜台词是：“你不是支持思想解放吗？你来收拾这个局面吧。”
根据当时所能看到的各种因素，上面那种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邓小平为什么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席的大转弯。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身经百战的铁腕人物邓小平，仅仅因为有人说些风言风语或施加一些压力就能退让吗？社会的混乱，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在发作。至于那些风言风语，一九七八年底三中全会之后就流行了。“三中全会右倾”、“逆风千里”、“丢了纲和线”等等，这是文革余孽和党内保守派反对三中全会的大合唱。他们珍惜的“纲”和“线”正是三中全会抛弃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刚刚在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难道他能被那种反对声音吓退吗？这是当时我心里的一个谜团。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后来，直到一九七九年底，这个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是魏京生一张大字报，在关键的时刻，对邓小平的左转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魏京生这张大字报就是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休会期间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来针对邓小平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张大字报贴出四天之后他被逮捕，关了很长时间，到十月间，被判十五年重刑。
魏被判刑不久，有一天胡耀邦找我去他家研究一个讲话稿时，我顺便问起魏京生被判重刑的问题，他才使我知道原委。原来胡耀邦根本就反对抓人。但他告诉我，这事已无可挽回，因为是邓小平定的。邓小平本来坚决支持“西单墙”，还批评党内保守派取消“西单墙”的要求，并告诫他们：可怕的不是“西单墙”，而是“鸦雀无声”。但是魏京生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彭真马上来找邓小平，用这张大字报说服了邓小平，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结果是：不但逮捕了魏京生，而且取消了“西单墙”。
如果离开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看，魏京生这张大字报当然无可非议。要民主，不要独裁，有什么错呢？如果这张大字报的矛头不是指向邓小平，而是别的人，邓小平也未必动心。如果这张大字报没有人送到邓小平面前，事情也就过去了。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在邓小平正顶住沉重的压力，向继承毛泽东路线的华国锋（他是合法的党中央主席）作斗争的时候，同一个战壕里的魏京生（“西单墙”的民主运动本是邓反毛的同盟军）却调转枪口向邓开起火来，这张大字报恰恰从右边帮了左派的忙。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这时已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休会期间的末尾，离复会只有一周的时间。难怪这次邓小平的讲话稿根本没在起草组讨论过，更没有时间去征求意见，只是由胡乔木按照邓的意旨写出一个稿子，就由邓小平拿到大会上正式讲出去了，这就是那篇有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这个讲话的听众哪里只是务虚会的几百人？整个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人民大会堂！这分明是一次面向全党全国的政治动员大会：现在又要“反右”了！中国人民刚刚从“两个凡是”下面解放出来，立刻又被套上“四个凡是”，直到现在它仍然套在中国人的脖子上。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它的发展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总的趋势是进步的，但路程又是曲折的。中国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算起，为了从专制转型为民主，到现在（二○○八年）已经走了一百多年了，有时好像前进了一点，有时又退了一大截。一九七九年初的中国，正是摆脱毛泽东的路线，从独裁转向民主的大好时机。
但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保守力量很强大，双方正在拉锯。政治斗争很复杂，它是双方智慧、力量和策略的较量。最激进、最痛快的口号和方法不一定最合时宜，而且往往把事情弄糟。还有当事者的个人气质在政治上也有重要作用。如果被大字报批评的是胡耀邦而不是邓小平，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如果当时魏京生听从“西单墙”其它人的劝说而不去攻击邓小平，事情也会是另一个样子。偏偏魏京生要坚持己见，偏偏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于是看起来纯粹是偶然性的一张大字报，就对历史发生了那样大的作用，实在令人惋惜。不但蓬蓬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从高潮一下子陷入低谷，而且魏京生本人也仅仅因为行使了一下言论自由，贴了一张反对独裁的大字报，就被重判十五年监禁，葬送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