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河内市中心的大道旁，一幅越南国父啊胡志明的海报

在政治改革、开放权力的道路上，昔日热衷向中共学习的越南共产党，今天缘何反过来领先在前？

在国民的广泛参与下，越南国会正讨论在今年秋天更改国名，从「社会主义共和国」修改为「民主共和国」，不仅如此，新修正的宪法还将大幅提升基本人权，这说明越南的政改已经越过了又一重障碍，把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

近年来，眼看越南一步步走在前面，中共党内外一直都有一种呼声，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向越南学习，加速中国的政治改革。但现在看来，这种愿望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力量正在把中越两国的政治发展推向不同的轨道，至少在未来几年，两国政治制度演化的最大可能不是指往同一方向，而是分道扬镳。

为什麽越共能改，中共就不能改？1990年代越共学习中共的改革非常痛快，越南当时推出的许多改革政策，简直就是中国红头文件的翻版。当年人家能学我们，如今我们为什麽就不能学他们？

去年初，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过罗天昊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越南政改何以后来居上〉。该文立论不俗之处，就在于作者理解偶然因素对于制度演进的重要性。文章说，越南政改的一个幸运因素，就是胡志明去世的时间有利于越共完成政治领导人从革命型向建设型的过渡。

文章说，「由于领袖的威望由革命派生，于是继续革命乃至终生革命。无法完成自身角色换转的革命领袖，比比皆是，亦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越南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其革命领袖与建设领袖，完成了顺利的过渡……胡志明死后，越南已经没有绝对权威，强势如黎笋，亦无法制衡党内各种势力，为越南政治的多样性，预留了巨大的战略空间。」

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但其中隐含的关于中国的推断则并不一定成立。这个推断就是，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就去世，中国政治改革会有更好的机会。如果毛在发动文革之前就去世，中共党内确实也会出现某种政治多元的倾向，但是，我认为这种倾向不大容易走远。事实上，我相信毛泽东若没有发动文革就去世，中国的变革反而很可能不如文革后走那麽远。

为什麽这样说呢？越共在胡志明去世后内部的政治多元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因素，这个因素罗天昊也注意到了：越共内部形成了北方派系与南方派系的平衡。在共产党的内部权争中，基于地缘关係而形成的宗派或山头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并非一定具有积极的政治内涵。越南的幸运就在于，越共内部的地方派系是属于有积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内涵的那一种，而不是单纯的宗派利益之争。这是因为，越南南北方曾多年处于分裂状态，南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越共南方派系的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远远超过了北方派系的领导人。

南北派系竞争促成改革

因此，越共内部基于地域性的制度发展差异而形成的权力竞争，确实为越南的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机制。那麽，中国是否因为毛泽东去世太晚就没有了这种变革的动力机制呢？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二战后的冷战也造成了中国的分治，而这种分治带来的制度竞争，对于中国的政治变革也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只不过表现形态有所不同。

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广东人的逃港难题上。正是这个难题，迫使毛去世后的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允许广东率先改革。而广东率先改革成功，则为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我们现在无法想像，如果没有广东先走一步，没有曾经长期在广东担任领导职务的赵紫阳担任总理，没有锐意改革的任仲夷在关键时期担任广东领导人，没有邓小平南巡支持广东继续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变革能够走到如此之远。

事实上，毛泽东搞文革，对扩大中国内部的政治多元化空间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历来不信任中央官僚体系。他的这种反官僚体系倾向，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动因。正因为毛泽东的文革对中央官僚体系给予很大的冲击，文革后的中国地方治理，存在着很大的分权冲动，而那些被毛泽东「下放接受再教育」的中共元老，特别是陈云，有了这番经历之后，对地方分权也很支持。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前就去世，我相信陈云很可能主张向苏联学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官僚体系。

也就是说，胡志明去世，固然给越南预留了一个政治多元的较大空间，但毛泽东的文革，也为中国留下了一个政治多元的空间，没有这个空间，中国的改革很难走远。所以，我认为罗天昊并没有搞清楚中国政改的不幸因素究竟是什麽。

中国精英迷恋中央集权

在我看来，中国政治改革最大的不幸因素，就是政治和知识精英对政治大一统执迷不悟，也就是中国精英难改对中央集权的迷信和迷恋。明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极大地得益于地方之间的竞争，但是，一旦经济实力增强了，回归中央集权的诱惑就变的无法抗拒。

对大一统的普遍迷信和迷恋，导致权力竞争的博弈对那些主张地方自治的政治家非常不利，而对于那些善于欺上瞒下的搭便车者却非常有利。这个逻辑在六四之后的中国展现的非常明显。最典型的就是广东。由于地近香港而且交往密切，广东推动制度变革的资讯资源和人才资源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在某种意义上，远比越南要丰富。但是，广东发展地方自治的冲动完全被代表中央集权的政治力量压制住了。北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直接派人来「看住」广东，地方出身的高官贪污腐败都不要紧，但想搞民主自治绝对不行。那些压制地方自治有功的人可以高升，而为地方百姓请命的官员，即使你并非出身本土，也要遭到冷遇（比如前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

这个逻辑从根本上摧毁了改善地方治理和推动制度变革的活力，而没有这种活力的支持，中共党内的权力竞争也就不可能有推动制度变革的活力。越南的幸运就在于，南方始终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持党内的改革派。

儘管如此，越南的政治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没有阻力的。因为越共像中共一样，也面临着官员普遍腐败，党的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等严峻挑战。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对外政策出现了一种回归「天朝心态」的演变。这种自大心态支配的外交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中国给自身的政治改革设置了很大障碍，却为越南的政治改革创造了有利机会。

邓小平当年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曾留下遗训：韬光养晦，不要出头。冷战时代中国转向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的经验证明，这个方针对于中国的变革是有利的，尤其是在有苏联挑头对抗西方时，好处非常大。然而自主办北京奥运以来，中共领导人就忘乎所以，逐渐形成了与世界的民主主流对抗之势。作为一个大国，一旦骑上民族主义这隻老虎来对抗民主，就会骑虎难下。因经济发展带来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就成为中国政改的一个不幸因素。而紧邻中国的越南，为了对抗中国的压力，必须要和民主世界结盟。在这种国际环境下，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不仅不是政改的障碍，反而是促进政改的幸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