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满二十三年，这是民族记忆，是集体心结。香港几多红顶政客都闻六四而色变，董建华要港人解开心结，放下包袱；马力说坦克压的不是人，连猪都不是，到底是何种生物？他未琢磨出来；曾荫权说六四后国家繁荣，带旺香港，又谓这是「代表」香港人的认知；梁振英说诺贝尔和平奖应颁给邓小平……这都是本港自产自销的几款消炎散结丸。

至于天朝，由「暴乱」而「动乱」而「风波」，未尝不想缝合伤口，奈何只能颠来倒去玩这些辞令，却走不出有实质意义的一小步。按说散结不成，消炎总有一百种方法，比如从庞大维稳费中九牛拔一毛，赔偿抚恤六四死伤者，而避谈国家责任，也算一小步；又如传闻中薄熙来私拟改称六四为「反腐爱国运动」，亦为一帖外敷膏药。尽管经不起历史检验，但走出最初一步，千里长堤就开始滑坡和崩溃，天朝正是惧怕于此，便「一步也不能退」。一党专制终要维系法统与权威，任何历史罪责都绝不能承担。反观民主宪政国家，另一执政党没有义务背上前朝的历史包袱，国家道歉岂止不是负担，更得政治加分。

中共背负的沉重包袱，其间不独六四，还有本朝历代坛坛罐罐。且听他们标准官话的累赘，从毛思想到邓思想，再添加「三个代表」，又多出「科学发展观」，到了习*近*平那朝，作政治报告都成了绕口令，必先理顺舌头才能说得滴水不漏。中共卸不下六四包袱，但具体到庙堂中人，却都避之则吉，只有一人例外，就是李鹏。很多人以为李鹏的《六四日记》是推搪责任，那是没有真去读过。那本回忆录写得很明白，李鹏斩钉截铁地认定六四非如此镇压不可，他还深恨反对镇压或者态度消极的同僚，他更唯恐朝中诸公事后撇清责任，竟逐一将他们当时的表现绘声绘色勾画出来，好把他们绑死在同一条船上。

陈希同口述的回忆录，给人印象确有推卸责任之意，尽管他又反口称自己「反对动乱」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但他和李鹏六四日记口径之不同，一目了然。只不过，这两人都在这点上口径一致——邓小平才是最终决策者和应负上终极责任的人。梁振英对此作如何想？没人在乎他怎么想怎么说，若称李鹏和陈希同是历史上的奸角，梁振英就只是一个戏台上插科打诨的历史丑角。

今逢六四，作为过来人的我感慨万千，遂赋诗二首—— 

《遣怀》：无觅红墙赋此宵，白蛇初断泽生潮。城春围与天军猎，酒熟埋留禁火浇。乌绕树时人驻马，丹成灰后鹿眠蕉。孤篷自载题襟句，过遍长桥又短桥。
《入夏》：岁岁鹃啼青杏初，几家疑冢没平芜。盛朝终信国无史，楚炬尚容秦有书。莫借榆钱推谶纬，还将镰斧合兵符。一声声雨新雷后，尽湿迁人眉与须。
（注：禁火，即寒食。「鹿眠蕉」典出「覆鹿寻蕉」，喻将真事疑为梦幻。）孔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