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局外人尚无法知晓的两个变量是：王立军手握引信的那颗政治炸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强？薄熙来能否能够识时务地金盆洗手，向自己的政治对手俯首称臣，争取政治上的软著陆？假如王立军揭露的材料足够激怒中国当前政治格局中的主要派别，或者是薄熙来仍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所企图，那么，那些希望能够控制王立军事件的规模，避免党内争斗公开化，并且能够让薄熙来体面下台的“和事佬”会发现，能够提供给薄熙来在政治上软著陆的“跑道”事实上已经被摧毁。
    
    除了世人谈到的许多方面之外，笔者更注重薄熙来事件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这一事件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暂时遏制中国近几年来越来越嚣张地向毛泽东路线复辟的政治浪潮。除了对中国官场腐败、贫富悬殊的大量普通民众利用毛泽东的名义对现实发泄不满之外，中国有三股实实在在的“复辟”势力。
    
    一部分是那些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王公贵胄们的后代及其追随者，另一部分是依靠党内“逆向淘汰机制”爬上来的宠儿，他们除了毛的“教导”之外，对别的东西一概不知。最能说会道的那一部分则是那些对毛泽东残酷的政治镇压没有任何体验，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和其他左派哪里生吞活剥地搬弄反主流、反现代的洋理论的中国学者。他们返回故土后，很快便发现了他们的“洋师爷”和毛式的“土理论”之间的共同点。
    
    这三股复辟势力虽然打著中国老百姓的旗号，实际上与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沾边。他们只不过是留恋自己的家族过去所享受的特权，愚顽地坚持过时的东西，或者是标榜后现代的洋垃圾收集者而已。自从薄熙来到了重庆之后，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迅速地汇集在薄的旗下。现在的局面，还真应了“树倒猢狲散”那句老话。
    
    薄熙来事件的第二个意义是在事实上结束了中国执政集团内部自“六四”以来一直实行的所谓一致对外，在路线问题上不争论的局面。“不争论”的发明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心中的理想状态是政治上集中权力，经济上实行竞争。为了在政治上集中权力和维持一党专政，他不能够丢掉毛泽东这把刀子，不敢清算包括“反右”“文革”等在内的执政党的恶行。
    
    但是，经济上的市场导向和全球化与政治上的专制保守在哲理上无法统一。正因为如此，主张彻底向毛时代的政策回归的复辟派和主张彻底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改革派都借此发起进攻。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无法自圆其说，只有用“不争论”来避免尴尬。薄熙来作为复辟派的政治代表人物，充分地利用了北京领导核心层在理论上的弱智和政治上的无能，公开地另辟蹊径。现在薄熙来爆炸了，无论当局如何收场，恐怕都无法对薄的那一套政策完全回避。但是只要有回应，事实上就会开启执政党内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争论，就有开启一种新的政治生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