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研究中共的人都很快面临两个尖锐的问题。第一是为何一个党制造了这么多悲剧却仍然大权在握——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中，1958—1960年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的饥荒导致三千五百至四千万人死亡，除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外，还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威胁。二是为什么它仍然自称是“共产主义政党”，即使当今中国对任何有着平等梦想的人看来，似乎更接近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

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1979年，务实的新中国设计师——邓小平在回答“四个基本原则”时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利德对今日共产党高超的描述是引用一个不那么浮夸的同义反复：长征元老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英雄陈云的儿子，陈元，也是人行高管，曾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决定什么是共产主义。”

这种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甘愿抛弃意识形态包袱的行为，还有助于解答第一个问题——党为什么有着惊人的生命力。由于党自1978年起就同时领导和适应着痛苦的变化，灵活性早已成为了核心。用毛泽东——一个不那么务实的共产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正确地处理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已经学到了享受毛的领导下不可想象的自由和繁荣。马利德正确地指出，该系统仍然的终极手段仍然是依赖恐怖。但党的统治不再是恐怖的绝对代名词。

通过故事和实例，《金融时报》的长期驻华记者马利德，阐明了最重要的矛盾和悖理。举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为例，市场经济的需要 vs.党的控制。马利德描述了一个几乎是滑稽的战场：中国国有控股公司在海外股票市场的上市。华尔街银行家曾绞尽脑汁地力图描述党委书记在企业中的角色。约翰·桑顿，高盛公司的前老板，描述在一个“大开眼界”讲座中，他作为中国的某董事会成员了解到：该委员会负责六大功能，“而且都是最重要的事。”招股说明往往通过避免提及党的角色来解决这个难题。

这方面的矛盾一个更让人恶心的例子是在2008年，一家乳品公司，三鹿的部分产品已被发现受到污染，正在危害和导致儿童死亡。仅从商业逻辑来说，更遑论基本的人道，都要求这批产品被立即召回。但是老板首先要效忠于党，党要求控制坏消息，以免破坏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气氛。

最生动地显示在1989年的北京，然后党只有依赖军队才保住了政权，接下来是因此而出现的紧张态势。这种依赖导致了迅速膨胀的军队预算，将军们用来配备高科技设备。这些让他们认为自己是作为职业军人在保卫中国，其实他们的工作是为党服务。偶而媒体上出现神秘的（非公开的）反对军队“去政治化”和“国家化”的呼声，这些论述也显示出局势的紧张。

第三，还有一个悖论，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对他们的权力主要的威胁是腐败，但他们的权力建立在让腐败变得基本上无法避免的体系之上。事实上，正如马德利所说，腐败已经成为一种“象交易税那样东西，让统治阶级在内部分配不义之财……这成为黏合整个系统的胶水。”外人不允许有超过党的权威。马德利注意到，独立的反腐败运动“可以带动整个大厦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