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年轻的时候，萨特很崇拜现象哲学家胡塞尔，成了胡塞尔的得意门生。可是，当他读了另一位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书之后，遂被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所折服。于是，萨特决定一辈子献身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发扬光大。

正当萨特决定静下来读书学习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在欧洲爆发。几个月之后，纳粹德国迅速地征服了北欧和西欧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法国。萨特很快地加入了法国反法西斯的阵营。

可是1940年6月巴黎投降，法国陷落，斗志旺盛的萨特也不幸被德国人抓起来，当了俘虏，关进了集中营。但是，一年之后，萨特越狱成功，逃出了集中营。

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大肆向西方推进，指使法国共产党夺权。萨特在这个时期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法国共产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希望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出一种调和，这在他的名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得到了很明显的反映。

六十年代，萨特越来越左，在法国干起了类似中国红卫兵似的极端行为，担任法国共产党控制的《人民事业报》和《解放报》的主编。1964年，萨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可是遭到萨特的拒绝，成为一大国际新闻。1968年，巴黎的学生掀起了打、砸、抢的暴力行动，萨特更是热血沸腾、一马当先、积极参与，和当时正在中国大陆进行的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交相辉映。

中国对于萨特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五十年代中期，萨特的名声在西方世界如日中天，他多次吹捧中国的政权。1955年9月，萨特满怀期待与向往之情，到中国大陆进行了访问。

毛泽东自认为是一个大哲学家，还专门会见了萨特和他的终身情人德•波伏娃。没想到萨特对毛泽东的哲学素养大失所望，他发现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对现代哲学一窍不通，无法与之进行实质性的交谈。

当时中国正在声嘶力竭地批判胡风，萨特对此也非常反感。觉得中共对胡风的指控非常荒唐可笑。但是尽管如此，萨特还是利用1955年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来向欧洲人作政治宣传。他说，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中国同样适用，有普遍的意义。

萨特在中国走了一圈之后，大大赞赏中国集体化过程中的所谓谨慎、克制的政策，认为头脑冷静的中国领袖绝对不会搞急功近利的强制集体化运动，绝不会有大跃进和过激的群众运动。

可惜的是，萨特的话刚刚说完不久，中共就给萨特一个响亮的耳光，一下子扯起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三面激进的红旗，犯下了罕见的滔天罪行。从那以后，萨特对中国邪门的共产主义革命，再也没有什么恭维的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