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台州民营企业资金链紧绷造成重创
文|《小康•财智》记者 范颖华
陷入资金链危机的中国缝纫机大王——浙江飞跃集团正处理因民间借贷所造成的困扰。然而,飞跃暴露出的问题,只是民营企业资金链问题中的冰山一角。不仅仅是在台州的飞跃集团,对浙江乃至全国的外贸出口型中小企业来说,资金链的紧绷所造成的重创,已经让这些企业陷入“资金门”。
这就意味着有许多的企业要倒闭,例如温州有20%的企业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的状态,珠三角有上千的企业倒闭。同时,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外迁,来自上海的最新数据显示,大概有7000家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
《小康•财智》记者在赴浙江台州、杭州等地采访后发现,在这背后,呈现的是当地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链之苦。银根紧缩,民间借贷的高风险,正在让浙江乃至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紧绷的资金链嘎嘎作响中,寝食难安。
飞跃资金链之苦
从台州市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密集的市府大道向东,二十分钟的车程,就可到达将近1000亩的飞跃集团工业园区。在机场路两侧,两个厂区相向而对。沿着飞跃厂区极大的厂房向南望去,隔过一条流淌的小河,可以看到附近绿油油的农田和错落的村庄。
素有“缝纫机大王”之称的飞跃集团在浙江台州算是一面旗帜,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曾以25亿的身价位列2007年胡润百富榜第328名。但有消息传出,由于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飞跃已欠下银行10亿左右的贷款,当地民间盛传飞跃还欠下几千万乃至上亿元的民间借贷。素有行业标杆之称的飞跃集团是否受累资金链的枷锁?
《小康•财智》记者于6月底赶赴台州采访时得知,往年这个时候,是缝纫机的产销旺季,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经营出现了“拐点”,飞跃部分工人已待岗。外界关于飞跃的传闻,似乎对在岗的工人没有太大影响。他们依然在车间工作,在食堂吃饭开玩笑,上下班高峰期,公司大门口一片一片的人流。但在挂满万国旗的飞跃集团的展示厅内,往日南来北往的客商不见了,场面比较冷清,偌大的展示厅,除了缝纫机设备在那静静地等待客人来参观以外,几乎没有看到客人。
飞跃集团董事长助理陈国强告诉《小康•财智》记者,该公司董事长邱继宝目前暂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并表示,邱继宝的精神状态很好,并不是外界传言的“一脸倦意”。
今年6月份,邱继宝还专门给大家开过一次员工大会。“目的也是让人心里有数,告诉职工,企业在做什么事情。”
陈国强向记者表示,目前飞跃的资产远远大于负债。“加上承兑汇票,飞跃的贷款不超过9个亿。”
陈国强否认企业破产一说。他说,目前,企业正在实施由当地政府参与制定的“瘦身与资产重组”计划。
“瘦身与资产重组”,这是在台州市政府主持下,多方会诊后,给飞跃集团开出的药方。其中,在政府的压力下,相关各家银行也表示对飞跃资金暂不压缩贷款,两年内不收贷。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让飞跃的掌门人邱继宝喘口气,在他所承认的银行9亿负债之外,真正卡着飞跃喉咙的是一直讳莫如深的若干笔民间借贷资金。
“为了变现,增加资金流,正在处理一些参股酒店等与主业无关的闲置资产;除此之外,已经不再接一些低利的订单,增加高附加值产品。一部分应收账款也进行了收回。”陈国强透露。
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表示,扩张过快确实是飞跃财务出现危机的一个原因。“即便是去年资金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飞跃还增加了2.3个亿的固定资产投资。”
飞跃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高层透露,由于临时周转的压力,社会上的借贷资金也主要是之前扩展,资金紧张时产生的。
在银根紧缩的大环境下,从银行贷不到钱,飞跃就只能依赖于民间融资,而四月份时,当地部分银行意外抽贷和民间债权人的争相起诉,显然成了压倒飞跃这只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
对《小康•财智》记者提出的“民间融资具体数额”的提问,飞跃各高层均讳莫如深。陈国强称,具体数字自己并不掌握,“这个数字恐怕只能问邱总。”
仅在当地的借贷就足以让飞跃焦头烂额。记者了解到,飞跃的民间借贷并不止在台州一地,范围遍及宁波、金华等周边地区。
6月19日,上市公司香溢融通发布的一则公告,更为整个飞跃“借贷门”事件推波助澜。
该公告显示:今年1月4日,飞跃集团子公司飞跃进出口有限公司、飞跃股份有限公司,以飞跃集团的应收账款为抵押向香溢融通旗下的两家典当公司换取了6000万元的当款,到期日为3月3日。但这笔当款至今尚未归还。
有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在飞跃所在的整个下陈街道,乃至椒江区,这种由政府出面协调贷给飞跃的借款,还有很多。前几年,椒江当地海边的盐田开发很热,有很多借贷就是那时生产队征地的补偿款直接贷给了飞跃。仅下陈街道,民间借贷就可见一斑。“勇行村是下陈街道的一个小行政村,几年前,向飞跃集团所借出的150万欠款,至今尚未归还。”
在杭州,民间债权人郑幸强起诉飞跃一案已经在该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进入法律程序。
参与处理飞跃危机的一位当地政府官员透露,银行方面的借贷,政府都能帮着协调。现在最棘手的就是要厘清飞跃这么多年所欠下的若干高利的民间借贷。“政府已经给邱继宝建议,飞跃要想起死回生,这个毒瘤是眼下必须要割除的。”
此前,在公开的发言中,邱继宝曾经自我反省认为:太倚重规模化、国际化,技术创新摊子铺得过大。
在采访中,该公司高层进一步解释称:“作为一家龙头企业,近几年,飞跃的技术创新,品牌投入和市场拓展,销售服务网络等确实占用了不少资金。但就是正在产出期,预期效益还没有显现时,遇见了大环境下的叠加压力。”
椒江区政府一位官员向《小康•财智》记者透露,之前,飞跃似乎就暴露出不好的苗头。飞跃虽然企业名气大,规模大,但效益并不理想。“在整个椒江,从年产值上飞跃能排到前三、五名,但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并不大,纳税仅排在十名之后。”
一位与飞跃有业务关系的缝纫机配件商说,早在几年前,飞跃集团已经有拖欠货款的苗头。“也不是不付钱,就是每次只支付10%,一些零配件企业后来支撑不下,就不再给他做了。”
飞跃集团高层表示,外界飞跃裁员,拖欠工资的传言并不属实。事实是,只是有几十个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正常退休而已。
该高层称,车间工人也是按照工作定额来发薪水。“企业接的订单少了,工人的收入自然也随之正常变化。”
椒江区下陈街道一位当地人士告诉《小康•财智》记者,早些年间,能在飞跃上班是很让周围人羡慕的。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在飞跃就能拿到1500元至2000元的工资。而现在只能拿到600元左右。
浙江制造业普遍惶恐
在台州当地,还有多家知名的缝纫机设备生产企业。但这些企业老总对于飞跃的劫难并没有表现出幸灾乐祸。
相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司老总说,飞跃倒下以后,对其他企业发展并不是什么好结果,“如果银行得出的结论是整个行业的不景气,或者没有前景,那么我们也同样要面临资金链的问题。”
他表示,今年年初,整个台州缝纫制备企业已经面临银行的冻结贷款的压力。“要改变低附加值,利润低下的现状,必须要搞研发,但创新、研发肯定要占用大量的自有资金来搞投入。资金链自然也就紧绷。”
当地政府官方权威统计的“2008年一季度台州市工业经济运行分析”表明:缝制设备行业产值为34.5亿元,同比增幅-5.1%,一季度缝纫机产量为101.6万架,在去年同期产量下降35.1%的基础上,今年同比继续下降15.3%。缝纫机行业产销总体形势今年不容乐观,产值和效益也出现明显下滑。
在飞跃集团所在的椒江区下陈街道,共有缝纫机整机生产企业40多家,零配件生产企业400多家,从业人员近2万余人。
“作为台州最大的缝纫机整机企业,飞跃集团如果倒下,除了政府面子挂不住外,这个连带效应也会危及其他当地其他缝纫机设备生产企业。”椒江区一个政府人士称。
由台州市发改委官方发布的该市“2008年春季经济运行报告”曾经预警,由于台州区域块状经济、产业集群的特征,“区域内企业生产经营关联度大,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担保较为普遍,在经济繁荣上行时期可以相互扶持加快发展,但到了经济紧缩下行时期,某些企业资金周转不畅会引发更大范围企业经营风险,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产业风险容易演变成区域经济系统风险。”
多重原因酿成资金链紧绷
除了飞跃,其他同行的日子确实也不好过。据台州市另一家规模较大的缝制设备企业的测算,去年一年人民币汇率变动,原材料上涨、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用工成本、运输成本、财务成本等6项成本就带来该企业损失达人民币5亿元。
同时,由于国内与缝制设备行业关联度大的上游产业——服装、玩具等行业非常不景气,如广东东莞服装企业倒闭上万家,湖州部分服装企业关闭等影响,这些行业的萎缩对缝制设备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去年以来,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退税率下调、劳动合同法规范劳动用工从而提高了劳动成本,以上几个方面使该行业成本费用的上涨更为惊人。
当地一位缝纫制造业商人告诉记者,从原料到劳动力成本,生产成本一直在不断攀升。“过去雇一个工人800到1000元就可以了,而现在1200元到1500元,外地工都难找。”
“在原材料方面,也是一个月一个价。一些企业,甚至不生产,只要进口原料囤积,就可以了。这样还省了物流运输的成本。”这位商人坦言。
正是由于缝制设备企业生产成本的高企和营利空间的压缩,迫使台州部分企业压缩生产规模。台州市经委一位官员透露,在年初,台州市部分缝纫机生产厂家已经开始裁减员工。
记者了解到,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在台州宝石缝纫机设备公司,9大车间已经缩成5大车间,同时已不再生产附加值低的产品。“在过去公司还会把一些低利润的订单拿来,再转让给其他当地同行去做,但现在,接都不敢接了。”该公司一位人士称。
其他一些企业的小加工商品,此前已经在往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转移。
民间借贷活跃
虽然飞跃因为民间借贷不堪负重,但在台州当地,民间借贷对于企业乃至普通民众已经习以为常。据人民银行台州中心支行调查测算,台州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不少于20亿元。
台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链主要两个环节:银行和民间融资。在遭遇今年年初的银根紧缩的政策下,以低利润制造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普遍出现民间借贷的情况。而且,利息也在逐步增高。从月利2分利,到4分利,乃至6分利。
台州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副处长颜小将做了一个比喻,这就好比跷跷板一样,股市融资能力弱化的同时,又遭遇从紧的货币政策,原材料一涨价,企业现金流必然增加。这时唯一的途径仿佛就只有民间融资了。
为了真正摸清台州民间借贷的真实情况,台州市发改委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对该市民间融资展开专题调研。此次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80份。其中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了60%。
该问卷调查中发现,在对待民间融资的态度上,75%的企业认为民间融资是合理的。
60%的企业认为当前向银行、信用社借款的难度有所增大,而在调查的中小企业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75%;67%企业(其中中小企业的这一比例达到了77%)认为向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存在相当的难度且贷款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主持此次调查的颜小将分析认为,“在货币从紧的宏观环境下,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资金的供给上已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该数据表明,67%的企业表示不能接受当前民间融资的利率水平。
颜小将说,虽然民间融资的利率偏高。“为了自身生存发展,向银行和信用社贷不到款的企业还是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进行融资,这就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游离于法律之外的高利贷
台州市发改委的相关官员也表示,民间金融作为常规融资方式一种有益补充,的确是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由于其运作方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民间金融在当前资金从紧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
在当地,银行、民营企业和民间借贷者甚至能够出现一种潜规则下的“伴生”关系。“当你从银行贷不到钱,信贷员马上能给你一个可以借到钱的电话。”
近年来,台州不断涌现出与以往非法民间借贷组织有着完全不同特征的新型民间融资机构,它们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物资调剂商行、典当行等。
这些金融机构在此身份的掩盖下发展出了一个分工有序、层次分明的民间融资市场,主要是从事超短期和短期的借贷。
台州政府一位官员告诉《小康•财智》记者,经过几年来的打击,明目张胆的地下钱庄已经不多了。有些变了名目以后,摇身成为“担保公司”等形式。“合同签订极其不规范,有些借期甚至只有一天,今天借,明天还。”
有知情人透露,上述合同为了规避法律,书面约定的利息虽然不高,但违约金高的离奇,达到每天3%的程度,这样下来,一个月,还贷数额就要翻一番。还有一些,直接已经在借款之初就把利息扣除了。
由于相关法律的不明确、缺少必要的监管、加上运作方式的“高利贷化”,新型民间融资组织容易产生支付风险。
而民间借贷一旦形成非法集资性质的高利贷,肯定是会有黑势力出面支撑的。记者从当地司法部门了解到,有些时候,高利贷等非法民间借贷也会利用上述规避法律后的合同文本,找律师通过诉讼程序,用判决执行的方式,寻求公力救济。
“从法律上讲,如果在30人以上,利息固定,基本上就可以认定是‘非法吸纳公众存款’。但实际操作中,由于牵扯的范围都是亲戚、朋友,所以很难主动查处,司法部门予以主动处理的几乎没有。”当地司法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还有一些明是借贷,其实变通投资,收取固定回报,当地造船、房地产等行业的变相拆借也蔚为盛行。
“这种短期借贷又是不少企业在资金链紧张时的‘救命稻草’,一旦发生支付风险,容易引起连锁风险反应,甚至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台州市发改委的相关官员无不忧虑地表示。
台州市发改委“一季度金融形势分析汇报材料”进一步显示,“自年初以来三个月,台州共发生涉及银行融资的企业关停或企业主逃匿事件28起,危及银行债权2.18亿元。其中,企业因从事非法融资业务出现坏账而关停或外逃的企业有6家,危及银行债权3333万元;因经营不善、民间融资过大、担保过多等问题导致的关停或外逃的企业有14家,危及银行债权8354.6万元;因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的关停企业有1家,危及银行债权9101万元。
“做会”之风盛行
在台州当地,用“民资丰厚”这个词并不为过。浙江当地的经济界专家分析,民资丰厚,当地人有创业冲动,是台州等江浙地区民营企业民间融资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得以发展的原因也在于此。在当地,只要有钱,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商人,都会把钱投到实业。在此前,中小企业在民间融资,几天之内,凑几千万的数目根本不成问题。
造船行业在台州目前是最赚钱的行当了。基本上,做的好的话,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一两百万以下的,愿意借给人家,别人都不要了。”
由于民营经济发达和民间资本的雄厚,在台州,以民间借贷为主要方式的民间金融活动广泛存在。由于企业自己集资,贷款、担保的比较多,民间借贷俨然已经成了“第二银行”。
据当地人士介绍,在台州,早年间,做会、标会之风就很盛行。所谓“做会”,最早称之为互助会。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十几个人参加,十万元的一个会就是每人拿出一万元,一期时间半年到一年不等,长的二、三年也就做完了。发起人称作“会头”,会头使用这笔钱可以不付利息,以后再用的人就要付一定的利息。
在初期,做会主要用于互助、互利性质,各家买房、办大事。在早期的创业期,由于所用资金有限,也会用做会的方式来筹措资金。
后来会越做越大,资金发展到十几亿,异常混乱,有的一个会甚至几百上千人,会头再去参加别的会,呈宝塔状的一个会套另一个会。
做会做到疯狂的时候,为了参加一个所谓的“黄鱼会”,甚至有人送一套房子给会头,来参加进来。有知情人称,“房子的确是几十万一套,但有些做会一年下来,也能换回一百万。”
当地一位人士称,当时,社会上半数以上的人甚至都参与进去了。在椒江,曾经查处过一起会案,资金缺口达好几个亿。几年前,台州市政府还专门成立过“请会办”这一部门,来处理这些问题,为此清理了好几年。
在某种意义上,过去的做会风波也反映了台州民间融资的活跃程度。
颜小将说,“如何规范民间金融,特别是对新型民间融资组织发展进行有效引导,让民间金融走向前台,成为合规、透明的信用行为,为企业提供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已然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
“刀款”之利
台州市发改委6月份所做的“民间融资专题调研”中的统计数字表明:“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为年利率12%,高于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5个百分点,是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6倍;80%的企业表明能接受的民间融资水平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1—1.3倍。”
就当地的制造业、加工业来说,本来利润就及其微薄,如果超过民间的2分利进行借贷,基本上已经还不清了。
记者了解到,在银根紧缩的情急之下,有些变了相的投资公司所放出的月利已经达到了7、8分之高。
如果利率超过一毛以上,这也就是当地俗称的放“刀款”。当地人士进一步向记者解释,“所谓刀款,就是利害如同刀刃一样锋利,足以让人家破人亡。”
有知情人透露,这个时候再如此高利去借,无非是为了借了后再还银行,以便换取银行的新贷。这个时候如果银行卡了脖子,不放信贷,企业资金链自然就嘎然而断了。
当地政府向银行施压
据台州市经委一位官员回忆,在6月初召开的“台州银行业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会议”上,面对在座的近百位银行行长、信用社主任,市经委主任张锐敏曾经一度言辞激烈:“你无缘无故把我们企业资金链给断下来,这些银行在今年的考核当中一定不能当先进,更不能拿政府的奖金。否则,我们这些人就变傻子了!”
张锐敏还当场对当地各位金融大佬摊牌:“在这个时候所谓共同难关,就是要保证这些企业资金链不能断。”
一位中小民营企业的老板曾向《小康•财智》记者发牢骚,当地企业人士把一些商业银行的行径,戏称为“二奶理论”。“你企业发展好,有钱的时候,她比谁都投怀送抱,但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她又比谁都撤得快。”在他看来,这一特征,在此次台州中小企业普遍资金链紧绷的情况下,尤其表现明显。
当地某国有银行的高管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银行业,尤其是新兴的商业银行,如同国内保险业一样,分化淘汰是一个必然。“你不能和企业一起同舟共济,企业自然自身也有一个选择尺度。”
飞跃的态度显然是这一观点的很好佐证。谈到此次危机时,飞跃集团的一位高层曾经向《小康•财智》记者唏嘘不已,在政府的协调下,有些国有银行对飞跃非常支持,并没有压缩贷款。“没有当地农业银行、广发银行等银行的支持,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合作了这么多年,关键时候,这份感情确实令人感动。”
《小康•财智》记者从当地农业银行获取的数字表明,此言并不虚伪。仅仅在该行,飞跃所欠债务就达一亿元之多。
同时,飞跃一名高层也不点名地向记者介绍了被其称之为“明显有落井下石行为”的当地一家银行的某些做法。
银行业自身的尴尬
就在《小康•财智》记者在当地采访期间,6月25日,台州市召开了全市金融工作会议,在该会议上,台州市市委书记张鸿铭称,“在排查金融风险的同时,要在两个方面抓信心:企业与银行。”
市经委相关官员称,银行对待民营企业的确不能一刀切去对待。好坏全都切断贷款供应。这样无疑是“拔梯子”。“就是说,送你到树上了,现在又把你的梯子给拔了。”
更有甚者,先哄骗企业,说好“今天还,明天贷”。但把借贷还了之后,反而以“信贷结构调整”为名不再续贷。
该官员表示,依赖银行的无非是三种企业:刚起步的、赢利不好的和小企业想搞大的。“这些都需要银行的信贷部去一一审核,这时候,银行的素质就一定要好。”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邢以群认为,国家银根紧缩的政策初衷是为了治理投资过热。但反映在地方上,尤其是江浙,反而会是企业资金需求量供应不足。
邢以群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专业能力尤其需要提高。银行的信贷当然要合理规避风险,但这种问题可以通过担保、民间风险投资等保险贷款来解决。
“银行金融业本来就需要创新。做到怎么样既能够满足正当的贷款要求,又能够使银行控制风险。”邢以群表示,“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花功夫去研究。你不能因为有可能导致坏账,就不贷款。”
有当地银行业人士表示,短时间内,银行这种规避风险的程序很难改变。“程序是为了保证信贷的合法、合理。否则,如果没有这些程序把关,贷不贷谁款,由某个信贷员说了算,又会滋生另一种不规矩。”
银行业每年拿走台州50个亿
当地官员表示,台州的金融生态一贯受人称道。作为一个地级市,台州有银泰、泰隆和台州商业银行三家商业银行。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由于呆账、不良资产少,外地金融机构也愿意来台州建立分支机构。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台州市市委书记张鸿铭此前曾任是该市市长,因其极其倚重台州金融生态的发展,还被人尊称为“金融市长”。
在过去几年,在台州的金融业,每年都能拿走40至50个多亿的利润。
当地经济界人士认为,同广东、江苏等沿海城市相比,台州等浙江企业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颜小将分析,广东、江苏主要靠外资,广东有香港支撑,江苏靠台资。台州等浙江企业都是靠自身资金起家,外资较少。
“这也体现了浙商的精明,虽然外资短脚,但也避免了路径依赖,不会被别人掌握住发展命脉。” 颜小将说。
颜小将认为,地下金融的活跃也说明了台州的金融环境好。这些是内地发展经济时学习中,学不到的。
在当地,企业发展之初,起步时,基本上都是靠民间借贷,信誉好了之后,再去银行贷款。民间借贷的灵活就取代了银行繁琐的手续。
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虽然股份也能换取资金,但股份的代价毕竟太大了。邢以群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一个企业,他现在缺一百万,如果现在给他补入了几百万以后,一年以后,一个月的利润可能就是四百万。拿股权去换取现在的三、五百万,他会感觉很可惜。所以说现在的情况下,借贷是成本最低的。所以哪怕现在是三分利,他也会借。”
邢以群认为,这也是中小民营企业乐于民间融资解决资金之苦的一个原因。
邱继宝的脸谱
即便是遭遇着舆论的阻击与轮番轰炸,虽然也有些许微词,但邱继宝在当地依旧算是口碑尤佳。
在当地,坊间还曾经流传过这样一段轶事。有一年春节,邱继宝和妻子去外面游玩,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出车祸的精神病患者,他还亲自把这个人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
虽然此事真伪无从考证,但在当地人眼中,邱继宝一直是从底层一步步创业的企业家。飞跃集团一名高管称,邱继宝完全没有绯闻,没有花边新闻。对生活要求也极其低。“公司有客户接待,请客户吃饭,他也从不出席。平时就住在厂里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他做饭,她夫人烧菜。”
记者在当地了解到,早年的邱继宝做过泥水匠、补过鞋子。人也及其大方、肯吃苦。“是个有本事的人”。但近几年,“经常在电视上看见他。”“讲话能力是提高了,但内功并没有练好。”
但是,诚如当地一位政府人士所言,作为一个企业家,人品和企业的成败是两回事。飞跃管理上漏洞,在目前的危机时刻,更容易让人察觉并遭人诟病。
直接参与政府救助飞跃的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就曾坦言,企业股权全部集中在邱继宝及其亲属手中,招致的决策风险过于集中,也是飞跃此次出现危机的一个诱因之一。
作为救助飞跃计划内容的一部分,飞跃资产重组的方案已经提上日程。截至目前,飞跃集团的家族痕迹仍然很明显:邱继宝个人占股份的93%,其夫人占7%。
飞跃高层向记者透露,目前,改变股权结构,稀释股份,彻底改变飞跃股权结构的提法已经出笼。引入资金的同时,还将引入管理。
邢以群分析认为,如同邱继宝这样的很多民营企业,都从低层做出来的,极其勤勉、有创业激情。但他们又都共同有一个矛盾的心理——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尊。
邢以群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创业艰难,也非常珍惜今天的成绩,所以,即便有问题也顾及面子,不愿意和人去合作,更不愿意把伤疤揭示给人看,告诉外界他的真实情况。其实面子不是最重要的,企业发展才最重要。”
“多数中小企业产权是个人的,根本不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财务制度,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便很难为外人知晓。”浙江一位投资管理公司的人士分析,这也应该是飞跃等民营企业资金链脆弱,融资难的一个原因,“融资前,经营信息外界不了解和认可,即使获得融资,之后的经营活动也难以监控。”
邢以群表示,民营企业只有增加开放性,有抗压性、抗风险意识,家族式、封闭式的管理逐步转变,才有出路。“对于一些民营企业,哪怕你不去调整你的产权结构,但至少还是可以通过引入经营决策,改变企业老板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民营企业深陷“资金门”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台州的飞跃等几个厂家,而就整个缝纫制造行业,乃至遍及整个制造行业、浙江为代表的外贸出口型中小企业来说,资金链的紧绷所造成的重创,已经让他们陷入“资金门”。
在台州,一夜之间7家企业关门停业的阴云,正笼罩在整个浙江民营企业的头上。
台州一家缝纫设备企业其产品80%出口东南亚、中东和南美地区,国内市场仅占20%。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其的影响还相对较小。
但即便如此,该企业老总也向记者抱怨,下游的国内品牌服装企业是基本不用国产缝纫设备的,而此次倒闭的服装企业主要是广东等沿海的服装中小企业,更是直接导致国内订单的锐减。
该老总认为,国内缝纫设备行业的竞争早在几年前,就极其不规范,“放账”现象严重,这也是导致这次台州缝纫设备等制造企业现金流紧张的一个直接原因。
中国缝制机械协会秘书长杨晓京在去浙江考察后,向《小康•财智》记者表示,产品同质化严重,低附加值,自主创新不足,市场价值链上充斥中低端产品,直接导致整个制造行业结构亟待调整。
“但正当整个行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遭遇到了这一大的经济背景,着实让中下企业难以招架。” 杨晓京认为,“道理很简单,体现在缝纫制造行业的问题就是,下游的服装行业的不景气,在拖欠货款,资金难以收回;银行又银根紧缩。每一个的资金链都紧绷着。”
杨晓京透露,在浙江诸暨,集中全国半数以上的绣花机企业。在2005年至2006年上半年期间,当地还有500到600家企业,而到目前,仅剩下了200家。50%至60%的企业都倒闭了。
著名经济学家赵晓说,中国制造现在似乎提前进入了拐点,出口加工型的黄金(203,-3.10,-1.51%,吧)时代结束了,这就意味着有许多的企业要倒闭,例如温州有20%的企业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的状态,珠三角有上千的企业倒闭,同时,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外迁,来自上海的数据显示,大概有7000家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
资金链之困何以突围?
“抓住机遇,快速发展是没错的。但一味简单模式的复制扩张,敏感性、抗风险意识不强,也是飞跃的一个失误。如果及早回笼资金,或许不至于今天这个局面。” 邢以群认为,飞跃的困境仅仅是此次民营企业资金链之困的一个缩影和活生生的标本。因为飞跃过去的辉煌是浙江民企的辉煌,眼前的困境是诸多中小浙企的困境,飞跃的应变方法,对很多企业都有参考意义。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宝石、杰克、通宇等当地缝纫制造企业正在进行企业股份制的完善和改造,打算进军资本市场;同样是缝纫制造企业,国内最大的裁剪机生产厂家——台州的大洋公司也有望在近期上市。
台州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认为,在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打造坚挺资金链,提高抗风险能力方面,政府是应该有所作为的。除了强化对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资金资助与奖励外,还应该加大对信用担保机构的扶持和鼓励,健全担保体系。
也有专家指出,类似台州、温州这些区域的民营企业由于其进入门槛低,众多中小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无形资产,“当整个行业一直低水平重复生产,商品缺乏可替代性时,银行政策一紧缩,除了民间借贷的险棋之外,很难以得到外部融资。”
颜小将向《小康•财智》记者透露,在从紧货币政策背景下,为了缓解企业和项目资金供给紧张状况,“政府已经在积极推荐保险资金投资项目,加大保险基金在台州的利用力度。”
浙江企业当下的困境,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7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浙江考察经济运行情况时说,各级政府要强化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解决面临的具体困难,办实事、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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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晋京:阿里股价暴跌 中国互联网要过冬
阿里巴巴和阿里巴巴股票大幅度下跌可以看成中国经济一面镜子,为什么?因为阿里巴巴本身是做浙江里面中小企业交易平台的,整个中国经济就是江浙中小企业经济,当然还要加一个珠三角,中小企业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主要给美国做加工主要给沃尔玛他们做的,他们在阿里巴巴上面最大的交易量不是说有了产品在上面找批发商代理商,而是在上面交易原材料,最终卖出去的东西大部分还是卖给有订单欧美的客户,全世界经济最终依赖美国的消费者和消费购买,美国消费不购买,所以中国广东和浙江的中小企业就大量破产了,广东和浙江的中小企业大量破产了,阿里巴巴交易平台上面能体现出来的交易量肯定要大幅缩水,这是没有问题的。这里边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中国经济宏观状况的缩影和局部,不是阿里巴巴这个网站一个网站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要过冬的问题。关键是下一步,我们国家的出路在哪儿?
如果说马云和水比较像,马云不是说和互联网哪个企业家比较像,马云真正像新东方俞敏洪,马云成天在讲他怎么经过艰苦奋斗达到今天这一步,马云还讲阿里巴巴的员工可能进来以后不一定能享受到多么好的待遇,保证你能吃苦,保证你能挨骂,这种讲话方式和风格,特别是会煽忽的风格和俞敏洪很像,经历苦难,人生终将辉煌,中国近二十多年打造企业的奇迹变化和缩影,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靠卖出去什么东西换外国的东西,可能是靠卖大对虾比较苦,比较基础性的产品,那时候中国85年的时候,每卖出11吨大对虾才蒙换回一吨钢,现在可是掉过来的,大对虾多值钱。那个时候中国,中国是基础产品的出口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国,现在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基础产品的进口国,中国经济是靠着一步一步给外国人做代理做加工这么做起来的,为什么像阿里巴巴这样的网站上市的时候期望很高,预期很高,是因为搞了半天大对虾,搞不容易搞电脑了,这个牛,以前我们搞不了这个。但是并不是说搞电脑,就一定是很高科技的,很优势的产业,实际上互联网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在全球经济是什么样的地位,互联网的泡沫早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就破灭了,互联网实际上只不过是人民进行信息交换一个平台,只不过比以前的信息交换的方式更好一点,你能够从上面看到更多的东西,不是只有一个文字,而且能互相交互,但是也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贸易,在1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股票上面最大的泡沫是铁路,是电报,如果是纯从铁路和电报分析的话,分析投资和收益,铁路把铁路铺好以后,把基础的投资收回,以后的运费就是纯赚了,但是谁会拿铁路当回事,谁会拿铁路那点火车票钱运费当成多大的事,除了大众贩卖成本可能比较高,但是谁会拿收益当回事谁会炒作铁路概念的股票,不是的,没有人会炒作铁路概念的股票的,互联网也是同样一个东西。互联网是因为在铺设的时候有大量的基础架构的东西要做,而且铺设完了以后,有一些基础的服务要去填补,上面有人做,铁路网络建设起来之后要由铁路卖票系统这样的东西要做一样,阿里巴巴就是中国是中小企业之国,把中国中小企业交易平台搭建起来了,最终他的业务是要依赖于中国中小企业的业务状况,中国的中小企业的业务依赖于全球环境,在中国外贸依存度70%、80%,可能是75%左右,最高有说92%的,这个国家GDP70、80%来自于出口,这么一个国家完全靠着国际经济运行状况在看的,国际经济的运行状况不好,全球的股市都跌,阿里巴巴不是靠自己自身的网站盈利,而是靠搭建交易平台收中间交易费用的网站,肯定会比其他的卖自身服务的网站跌得要快,而整个互联网网站比做真实贸易公司跌得要快,真正出了问题是3F:粮食、石油、金融,关键是这几个基础层面的问题,阿里巴巴是因为处于在最尖端那个方面像一个风向标表达后边很大宏观趋势,阿里巴巴倒了,说明整个中国中小企业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中小企业的经济反映出来全球原材料市场和最终终端消费市场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阿里巴巴股票的垮掉说明不是阿里巴巴的问题,也不是互联网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开始,它说明未来全球经济冬天可能会到来。我们在这里讨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讨论未来阿里巴巴走势怎么样,我们还买不买,我们讨论未来跟着倒下去会是谁,谁又回在冬天里面首先暖和过来首先活过来,这是宏观经济的问题。所以阿里巴巴反映的是宏观经济的事件,不是局部的微观的事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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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资本监管会议居然延长了二天!!!
中纪委首度参加证监会监管工作会议 尚福林强调制止谣言
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证券期货监管年中工作会议,内容和长度都和往年大不同。
据财经网报道,除了强调奥运前要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特别引人关注的是,该会还包括了中纪委专人谈有关反腐倡廉的内容。
往年的该会议一般只有一天,但今年的证券期货监管年中工作会议自7月28日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30日。来自全国的证券、期货监管分支机构、协会等主要负责人悉数参加。28日下午,会议主要听取了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讲话,29日围绕尚福林的讲话展开分组讨论,随后听取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关于当前货币政策的报告,30日,将有中纪委有关人员作反腐倡廉的讲话,这在历次年中工作会议中尚属首次。
奥运会在即,据与会人士透露,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是尚福林讲话的主旨思想。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对此的解读是,管理层并不希望看到市场大幅上涨或者下跌。
据悉,尚福林在会上还重点强调,要制止谣言、控制风险点、关注热点。
前段时间,关于资本市场传闻甚嚣尘上,一方面是关于市场本身,对于管理层出台各种政策的传闻不断涌现,有些传闻甚至影响了市场走向;另一方面,由于太平洋(601099,股吧)证券上市以及证监会原副主席、国开行前副行长王益被双规,进而引起的关于证券系统内的腐败传闻亦此起彼伏,至今没有正式的官方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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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的预测都“大跌了眼镜”(那我们老百姓怎么混)
□ 文/特约撰稿员 李昌平乱 凤凰周刊
当国营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后,粮食价格将不会再继续维持低价不变。到时,不仅粮食龙头企业要涨价,经济学家们也会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
什么都涨疯,只有粮价不涨
据农科院黄季琨教授数据:2007年7月以来,全国猪肉价格月同比增长幅度平均达71%,食用油为40%,蔬菜为23%,粮食仅为5.3%。什么都涨疯了,只有粮食价格非常稳定。最近几个月,国际大米价格一路飚升,国内大米价格却出现了回落走势。
去年7月份以来,由于CPI一直在高位运行,政府面对高CPI压力,采取的措施似乎主要有两个:一是释放库存,压低粮食价格;二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收紧流动性。虽然政府压低市场粮价非常成功,但CPI并没有因粮价下降而回落,反而居高不下(年初计划控制在4.2%,前两个季度实际达到8%左右)。
为什么政府唯独压低市场粮价取得成功,而其他商品价格却一路疯狂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政府要低CPI,粮食企业要低价收购农民即将丰收的夏粮,低粮价是政府和企业“合谋”的结果。说穿了就是,政府和粮食企业在现阶段都需要压低粮价,以低于政府规定的“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夏季新粮。假如只有政府想压低粮价,企业不愿意,政府想压低粮价是难以做到的。
为控制CPI而压低粮价已经不是理由
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是:粮食价格上涨,什么都会跟着涨;控制物价,必先控制粮价。这似乎是经济学家的共识。现状却是,粮食价格在相对下降,而与粮食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在疯狂上涨,使得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变得荒谬可笑。去年年底,北大、清华等权威经济研究机构都做出了CPI已经见顶或即将见顶的预测,但却与后来的实际走势完全不符。
在粮价稳定,而其他商品价格照样疯狂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为了控制CPI,将粮食价格强行控制在底板价位是不科学、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难免有欺负或牺牲农民之嫌。据湖南等地的调查,现在农民种植水稻几乎已无利可图。笔者很担心,中国农村会再现1990年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使中央“扩大内需、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决策成为空话。
十月前粮价必现“惊险一跳”
夏粮马上要上市了,和去年相比,今年“保护价”比去年提高了4%~9%。我相信,政府和企业一定会和往年一样,心照不宣地按照“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新粮。面对国际粮价远高于国内粮价的局势,一些农民也许会惜售,夏粮实际收购价格会有所上浮,但更多农民急于要钱投入下季生产,不得不屈服政府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的价格联盟,不得不依照“保护价”贱卖手中新粮。
当国营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后,粮食价格将不会再继续维持低价不变。到时,不仅粮食龙头企业要涨价,经济学家们也会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理由会相当充分。例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防止中国低粮价补贴全世界;防止粮价出现报复性反弹,导致恶性通胀危机;粮食涨价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等等。这些理由确实相当充分。所以,笔者预计,8月底,当小麦基本收购完毕,与小麦相关的食品价格将出现“惊险一跳”;10月底,当水稻和玉米收购完毕,与水稻和玉米相关的食品和饲料价格也将会呈现“惊险一跳”。正常涨幅当在30%~50%之间,如出现不正常情况,涨价会超出50%。
8月和10月的“惊险一跳”,不是笔者的胡思乱想。从理论上讲,这叫垄断性涨价;从实践看,去年就多次出现过“惊险一跳”。如食用油大涨价,牛奶大涨价,方便面大涨价,大豆大涨价,等等。不是一步一步慢慢涨,而是在收购农民手中原料后跳跃式涨价。
如果事实被笔者不幸言中,则“宏观调控”这一政策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官商勾结”的工具!
不如现在就提高粮食保护价
现在就提高粮食收购保护价,好处很多。一、粮食现在涨价,农民可以分享涨价的好处,有利于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二、有利于扩大下季度粮食播种面积,促使农民增加对秋粮的投入,增加粮食产量;三、现在涨价有利于巩固“胡温新政”的成果,重新赢得农民拥护;四、现在涨价是主动涨价,比8月和10月的“惊险一跳”,安全得多,主动得多。
理由还可以说出很多,一条可以管总:欺负农民,不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和食品涨价的好处,就不是好政策。所以,笔者建议立即提高新粮收购的保护价——在去年保护价基础上提高30%。即使这样做了,中国的粮价依然还是全世界的洼地。
历史上的两次通胀都不是由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
也许有人会担心粮价恢复性上涨30%,将使CPI失控。这是缺乏依据的主观臆断。第一,粮食收购的保护价上涨30%,不等于市场上销售的大米和面粉等一定要上涨30%。以稻谷为例,稻谷收购价提高30%后为0.95元/斤,对应的大米价格应该以不超过1.6元/斤为合理,而市场现在的大米均价已超过这个水平。第二,即使保护价提高30%,我国粮价依然还是世界上最低的。第三,现在猪肉价格是18元/公斤,肉粮的转换比率以1:4算(过去没有配方饲料时,4斤稻谷或小麦足够生产出1斤猪肉),对应的稻谷或玉米价格应该不低于4元/公斤,而粮食保护价提高30%后,粮价还不到2元/公斤,因此并不必然推高猪肉价格或导致生猪生产下滑。或者说,假如在2元/公斤的粮食价格下养猪无利可图,绝对不是由粮价高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第四,历史上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左右,当时粮价是被绝对管制的,通胀与粮价上涨无关。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到0.24元/斤,上涨100%多,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通胀率分别达到13.1%、24.1%和17.1%,同样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而是在通胀出现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由此可见,历史上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反之每次通胀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
中国粮价一直都在管制状态,不可能出现由粮价过高引起的通胀,粮价上涨引发通胀只是主观误判。过低的粮价反而加剧了通胀的后果。低粮价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以至农村市场萎缩。通胀和农民购买力下降同时出现,两种严重后果不可避免: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工业产能过剩”;二是城乡发展失调,三农发展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不得不采取两项应对:一是强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给外资和海外消费者以超优惠政策;二是强化积极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这两项措施实施的后果是:一、导致中国经济走向外向依附型,甚至是“蜡烛型经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二、经济发展患上积极财政政策依赖症,为下一次更大危机埋下祸根。
建议领导人去河北大午集团考察
每一次农产品和食品连续大幅涨价,农民得不到涨价的好处,市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政府也伤痕累累。面对这一局面,笔者常常想起河北大午集团。
大午集团任何时候都敞开“收购”当地农民的粮油产品,但结算时间和方式由农民自己选择。这种民企合作模式既增加了农民收益,减少了农民的市场风险,也解决了大午集团发展资金的瓶颈难题,有利于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
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不是仅靠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积极财政政策等经济手段就可以的。重要的是要重新定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农民和市民、企业与农民和市民的关系。
建议中央政府领导人去河北大午集团考察,相信会有很多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