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以文化大师身份，率先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呼吁他们不要集会声讨主办豆腐渣工程的官商，以免有人藉此“进行反华宣传”，散播“诬陷性的说法”；王兆山则以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身份，发表《江城子》，高咏“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纵做鬼，也幸福”。这一词一文，一时间惹来国内外一片嘘声，或说“肉麻”，或说“无耻”，责备未免太苛。

    论文字，这两位作家固然还未及格：余秋雨行文，多用英语为骨，例如舍我们传统的“诬说”而取“诬陷性的（slanderous）说法”；王兆山填词，了无平仄格律，例如“主席唤，总理呼”两句，把“仄平平，仄平平”的既定词谱改为“仄仄仄，仄仄平”。但今天中国人哪会讲究中文用法。这一点不必多谈。
    至于人品，余、王不过效法新中国文坛先进郭沫若、巴金、冰心、浩然等等。月前浩然去世，获安排下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共中央领袖刘淇、刘云山送花圈致意，丧礼上冠盖云集，出席的有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作协党组副书记张健等等。他们显然都认为，浩然当年为党服务撰写煌煌钜着《金光大道》歌颂文革，是作家的榜样，是文坛的荣誉。海内外舆论对这丧礼并没有什么非议，似乎认为理所当然，然则今天何忍独责余秋雨、王兆山。
    王、余是新中国典型文人。文人不走浩然的金光大道，不可能在新中国立足。一九六○年代，吴逆道而行，发表《海瑞罢官》借古讽今，毛泽东就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九八○年代，北京大学生也逆道而行，邓小平就发动六四战役。吴据新华社说被打到“大口大口吐鲜血”，瘐死狱中；六四那些大学生在国际新闻界镜头下被坦克雄师驱车压过，横死路上。这是中共五十九年如一日对付文人的国策，否则怎会有余秋雨的“含泪”，怎会有王兆山的“幸福”。
    我国宋朝初年，太祖赵匡胤在太庙寝殿夹室立了一块绝密誓碑，高八尺，阔四尺，用销金幔覆盖，室门深锁，下令日后太子继位，都先须跪读誓词，读时只许一个不识字小太监陪伴在侧。一百六十年后，金兵南犯，帝京失守，太庙门洞开，好事者走到碑前一看，见到誓词三行，一行说“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另一行说“子孙有渝（违背）此誓者，天必殛之”（《避暑漫抄》）。宋朝文人范仲淹、司马光、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无一不曾经忤逆权贵，也无一不得善终，就是因为宋室国策和中共不同。
    旧中国历朝文学，多的是“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之类控诉；新中国文学，则全部是巴金所谓“大欢乐的日子”之类颂歌。其中道理，余秋雨名著《文化苦旅》不知有没有谈到，无论如何，他的含泪文章，再一次我们看清楚新旧中国文化的差别。我们对他不能没有感激。
    
    古德明
    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