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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800富豪的中国
政府对待富人方式影响富豪形象

发表时间:2007年10月24日  
  封面话题:800富豪的中国

  访谈嘉宾: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洪鹄  唐思
 

 赚钱赚得不好意思


  南都周刊:10月10日,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发布。榜上首富拥有近1300亿元人民币财富;去年首富的财富值是270亿,这个数字在今年甚至进不了前十。从这份榜单来看,富豪们的平均财富比去年增加了100%。财富的急剧增值,是不是也意味着新的财富分配正在展开?

  唐钧:是的。但这次受到冲击最大的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层,在富豪们的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却在萎缩。原来有机会奋斗一下成为中产的,现在他的资产贬值了。这样,贫富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越往后,越积重难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难。

  南都周刊:10月8日晚,《福布斯》亚洲版发布“2007年中国40富豪榜”,房地产开发商成为今年富豪榜上最风光的人物,引来舆论一片哗然。您怎么看这个财富榜体现出来的新特征?

  唐钧:有从房地产商那边传来的消息,说今年赚钱都赚得不好意思了。今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异军突起,你有没有感到有与股市投机相似的地方,在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房子还是这些房子,房价却被炒得翻了番。高耸如云的一栋栋大楼,它的作用已经不是买来住的,其实质已经异化,它与股票甚至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一个用来炒作和交易的经济符号而已,这就是泡沫。
  一些富豪没有摆准位置


  南都周刊:公众除了对于富豪们的生活颇有兴趣地津津乐道,另外一方面,一种被视为“仇富”的情绪也在生长,在这种氛围之下,理性的声音和严肃的讨论将会越来越被淹没在情绪化之中,这将使化解大众和精英的裂痕的努力显得越来越艰难。

  唐钧: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富豪逐渐选择了理性:我之所以能积聚这么多财富,是社会给了我机会,因此我有责任回报社会。所谓的社会责任就是这么来的。而在中国,可能还是普遍认为我挣钱那是我的本事,而且大家都在宣扬这种本事。既然是我的本事我挣来的钱我怎么花就是我的事了,我的地盘我作主,而对社会责任这一块就考虑得比较少。无论在哪个社会,财富的集聚有个前提,就是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否则财富集聚就很危险。这可能就是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基础。如果你发财后经常考虑要对社会负责任的话,社会本身就会善待你。而如果你认为钱都是你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那么可能赚钱越多就越危险。
南都周刊:富人的社会责任感首先体现在公平地利用机会,有学者认为,如果失去这个前提,任何慈善行为都会显得更为可耻。

  唐钧:平心而论,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有问题,但有的富人表现不好,而他们的表现又容易被社会心理放大,就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实际上,最终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不清晰。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的发展轨迹,不是很明白,到具体政策的层面就更糊涂,决策者很容易被一些不负责任的说法忽悠。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中国的富人不善于行善。而在国外,如卡耐基所说,“富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这种价值判断的忠实履行者。这是文化上的中西差异,还是制度上的问题?

  唐钧:我觉得应该都有涉及。但单纯看成文化差异是片面的,我觉得是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富豪还没有摆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并没有说拥有财富的人可以对社会不负责任。

  南都周刊:确实,中国本土的工商传统中,在早期的中国实业家中,财富不传子孙,而是致力于公益事业也曾是一种风气。晚清实业家张謇将他毕生办企业所得几乎都回馈于社会,陈嘉庚独资创办厦门大学直到财力耗尽,至今让人们铭记。

  唐钧:对,古代的人,在外面做官或做生意有了点钱,就巴巴地回乡做善事,铺个路、修个桥的,这才是中国的传统。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一部分富豪的暴发户心理吧,以前的政策是不让人富,现在一下子富起来,就没有了参照系,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了。现在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比较混乱。当然,在制度层面也有缺陷。西方国家先放手让每个人挣钱,你挣得越多越好,但政府要用税收的方法进行二次分配,你挣的越多,税就越多。我们知道,遗产税是非常高的,赠予税也很高,这样就有一定的限制了。而且政府征了税就用来搞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但中国在这方面还很不完善。
  形象问题不要推给文化差异


  南都周刊:以前关于国外、境外富豪的简朴生活也广为流传,诸如李嘉诚带的是一个很便宜的手表,同样是富豪,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也受到尊重,何以中国的富豪,尤其是房地产商就遭遇骂声一片?

  唐钧:以前有个笑话,说改革开放初期李嘉诚来内地办研讨会,他自己是潮州人喜欢喝粥,就天天请大家喝粥,搞得想来享享大富豪的福的内地商人和专家学者很狼狈。香港富豪好像一直都很低调,很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现在有人说,西方有宗教信仰在约束人,不要以为欧美人都信基督教,据我所知,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无神论者。所以仅仅把问题推到文化差异上是不对的。其实,中国文化本身是提倡节俭的,李嘉诚可能就是这种文化的典型。

  其实,也有发了财的朋友告诉我,当收入达到500万以上,对个人生活的感觉就都一样了。再要有怎么个玩法只能是炫耀式的消费。也有人说,我可见过有钱人怎么过日子,比如有的山西煤老板周末带几百万出来赌博,赌输了根本不当一回事。还有就是海吃海喝、再有就是吸毒、嫖娼什么的,这可能就是一部分“富豪”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对富豪不满可能也是这些方面来的。

  南都周刊:相比比尔·盖茨等留给公众的好印象,纯真、孩子气的笑容、知识富豪的魅力,您觉得中国富豪总体上受到的非议较多,问题出在哪里?

  唐钧:比较复杂。光是富豪一边,光是资本一边,他们的声誉还不可能毁到如此地步。老百姓更看不惯的是这里面有官商勾结的问题,有权力与资本合谋的问题。在美国,政府在很多时候是要限制微软的,反垄断。所以说,政府怎么对待富人也影响到很多人心中的富豪形象。现在大家很容易把富豪和腐败联系在一起。他在那儿很牛×地说他发财都是靠自己,但是公众并不相信。中国的富豪,尤其是房地产商,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与权力合谋。尤其是土地,就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前年登上榜首的黄光裕,他是家电零售业的;去年的张茵,造纸业,相对而言,公众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今年房地产商上升的太快了,这是今年富豪榜最明显的特征——“赚钱赚得不好意思”,这是什么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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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浩中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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