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全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纲领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那时以来，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1921年的中共 “一大”，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革后的今天那样，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会议”，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次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说的“五·四” 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难的开创阶段，一个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 “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处于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那么究竟是什麽因素起了作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渔洋里2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1920年2月间避难上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2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大家，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等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旋而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2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